中国现当代计划生育之父——国民党元老邵力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上最早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控制生育的理论，他把控制生育作为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事业。邵力子的妻子叫屠玉瑛，给他生育了五个孩子后，于1920年又怀上第六胎，不想再生，苦求打胎。邵力子当时找遍各大医院，没有一个医生敢做堕胎手术，后来屠玉瑛自己狂奔，掉胎时大出血而死。这件事情对邵力子产生了刺激，使他对生育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认为只有控制生育才能使中国妇女得到解放。1922年5月，邵力子又在中共党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介绍其控制中国人生育的主张。但当时中国旧文化的根基还在强大，邵力子的主张在中国人民中缺乏响应。
解放后，邵力子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的国民党左派著名民主人士，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务院委员，他的第二任妻子傅学文也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北京分会会长。邵力子就把以前研究阅读过的西方人口控制理论的著作和自己过去所写的关于控制中国人生育的文章找出来，进行系统的整理、充实，为妻子傅学文宣传节制生育作理论武器。
1950年，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就“光荣妈妈”的宣传进行探讨。他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经济建设却会因为人口的增加而不胜负担。邵力子向李德全提出控制中国人生育的主张，他说：“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1953年冬，邵力子又在政务院会议上公开提出实行妇女节育的主张。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节育）手术。”
1954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邵力子就控制生育问题再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邵力子的讲话，并赞同邵力子的观点，“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应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邵力子一再呼吁控制中国人生育的主张，虽然在党内外引起了一些反响，获得了一些人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党内高层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邵力子认为需要更多的知名人物出来发声，支持他的主张，才有可能实现他多年以来追求的中国人口有计划生育的目的。为此，1955年邵力子专门找到浙江同乡、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讨论计划生育的事儿，鼓励马寅初出来发声。马寅初当即表态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简直是不得了。”此后就有了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表。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指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拖累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来干涉生育。邵力子逢人便宣传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总是对人说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很有道理，很有价值，还经常对育龄夫妇说：“只生一个就够了，不要多生了！”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言，他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更应有计划，并要求修改《婚姻法》，推迟结婚年龄。
1958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以后，邵力子仍然站出来说：“马寅初何罪之有？科学是批不倒的，压不服的！”并且私下一直在做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希望他们影响中央，尽快制定控制生育的政策。到了1963年，邵力子的暗中努力开始起作用了，中央开始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提倡和推行“晚婚”（男28岁、女25岁以后结婚）。在中央的布置下各级计划生育领导和办事机构陆续设立，随即各地批转《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辖域县市各部门层层建立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广泛深入地开展计划生育、节育和晚婚宣传，开展避孕技术指导，大力组织避孕药品用具的供应。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实行“晚、稀、少”政策，计划生育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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